十年前，商业竞争的方式是比同行卖得更便宜；十年后，商业竞争的方式是指责同行低价内卷。十年前，“价格屠夫”是对企业的至高褒奖专业配资门户网，十年后，它成了伤害经济的元凶。
商家甚嚣尘上的抱怨，工厂寥寥无几的利润，消费者对质量问题的担忧，源头仿佛都指向低价。
由于价格无限压低，工厂无法提高产品质量，商家缺少利润维持经营，员工收入难以覆盖消费需求，似乎形成了某种逻辑闭环。
那么，如果能“守护价格底线”，让商品价格稳定上涨，实现所谓“消费升级”，企业就可以打造品牌升级技术，产业链从业者的收入也会稳定增长，继而反哺企业营收，似乎又能形成某种良性循环。
这套看似无懈可击的叙事，恰恰忽视的整个过程中最复杂、最深奥、最关键的环节：当一件商品的价格上涨，它对应提升的附加值在哪里？
低价从何而来？
无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，还是工业皇冠上的边角料，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结果，一定是低价。
上到汽车和芯片，下到垃圾袋和餐巾纸，只要生产规模扩张，生产成本就会被摊薄。稍微接触过制造业就会明白，不能被摊薄的只有税收，稳定上涨的只有社保基数。
松下幸之助的“自来水哲学”、丰田的精益生产、沃尔玛的“Every Day Low Price”，内核都是压缩成本，降低价格。2011年的邮件中，马斯克认为SpaceX最大的优势是便宜[2]：
SpaceX的表现会越来越好，价格会越来越低，这是所有科技门类的发展规律。
马斯克提出过一个“白痴指数”概念，即生产成本与原材料成本的比值。一个零部件的总成本为1000美元，原材料铝的成本只有100美元，白痴指数就高达10，意味着生产环节创造了过多的成本。
无论是借助规模效应摊薄成本，还是依靠技术改进降低白痴指数，只要一件商品的附加值凝聚在原材料与生产环节，成本就始终有下降空间。
价格与质量并没有必然联系，在参数标准不变的前提下降低生产制造成本，恰恰是制造业百年来不断探寻的圣杯。
相比十年前，一台55寸电视的价格从5000元左右迅速下滑到1500元，原因不是电视生产商压榨了供应链，而是显示面板生产尺寸越来越大，推动单位成本降低。
空调的价格越来越低，不是因为生产商以次充好，而是市场规模与生产规模扩大：生产线的成本是固定的，空调产量必然推动成本下滑。
价格不会无底线的下降，但除了少数价格管制商品（如食用油）和特许经营商品（如车用油），一件商品合理的价格与利润，既不是政策规定出来的，也不是企业守护出来的，而是在市场的充分竞争中塑造的。
低价的出现往往伴随着两个条件：一是市场规模的增长，二是市场格局的分散。
一件商品覆盖的消费群体越多，其受众必然对价格越来越敏感。只要销量的扩大能够覆盖降价带来的损失，实现更大的市场覆盖，生产商就有足够的动力降价。
2016年至今，家用空气净化器的均价下降了34%，但产量增长了53%[3]。因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将空气净化器视为刚需，推动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价格的降低。
咖啡机、电动牙刷、扫地机器人等品类普及过程中，均价下跌如影随形，原因也在于市场规模的扩大。
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，低价是最常见的竞争手段。
小龙虾卖的越来越便宜，原因不是大家不爱吃了，而是大家太爱吃了，推动了市场规模的扩大。过去十年，小龙虾养殖规模增长了4倍，激烈的竞争促成了价格下滑。
一旦市场规模触及上限，市场格局从分散走向集中，几大巨头谁也杀不死谁，价格竞争的回报率就会越来越低。这也是为什么美的的方洪波谈及小米时会说[5]：“谁赢都是一场巨大的消耗战。”
此时，市场参与者会默契的鸣金收兵，商品形成市场公允的稳定价格。
2015年，空调市场多方混战，长虹老当益壮，奥克斯虎视眈眈，格力坐稳龙头，美的的市场份额刚过20%，价格战频繁爆发，方洪波表示自己已经加班成瘾。
十年后，空调市场形成了稳定的寡头格局，美的是当之无愧的龙头，同行在忙着识别潜伏在海归群体中的间谍。方洪波表示自己天天六点下班，并怒批“形式主义加班”。
可见企业家的格局，都是行业的格局决定的。
在社交媒体指责别人“低价内卷”的企业家，往往呈现两个特征：
要么身处格局稳定、增长停滞的市场，业绩增长乏力；要么身陷市场的整合出清阶段，自己不巧是正在被出清的那一个。
他们也许为员工的收入担忧，也许为供应商的生存焦虑，但他们一定非常害怕投资机构认为自己失去了成长性，希望有人站出来管一管。
但问题是，你不能在蹒跚起步的时候依靠凯恩斯，在无序扩张的时候念叨哈耶克，在增长停滞的时候呼唤斯大林。
附加值在哪里？
如果一台空调从2000元涨价到3000元，似乎多出来的1000元利润就可以让利给供应链，提高员工工资，整个社会的购买力就会提高，形成良性循环。
遗憾的是，这美妙的一切并不会发生。
空调涨价的过程中，产品属性和核心功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，生产材料和生产工艺也未见改进，那么一定会有人用更低的成本争夺市场，让价格回到公允的区间。
如果一件商品的附加值由原材料和生产加工所创造，它的公允定价就无法脱离这个框架，最终演化为成本的竞争，这是“白牌”和“平替”出现的原因。
消费升级的败退可能与总需求不足有关，但大部分消费升级语境下的“新消费”本身就基于一种田园牧歌式的一厢情愿：替代低价供给，凭空产生溢价，拉高商品价格。
消费者从500元的A品牌咖啡机换成2000元的B品牌咖啡机，也许是典型的消费升级行为。但因为A品牌咖啡机的出现，让无力负担B品牌的消费者第一次用上咖啡机，恐怕是过去十年里，最容易被忽视的消费升级。
真正的消费升级不是让消费者把500块的咖啡机换成2000块的，而是让那些从来没用过咖啡机的人，以更便宜的价格用上咖啡机、洗碗机、电动牙刷和扫地机器人，这是制造业繁荣的意义和价值。
导致内卷的不是低价，而是制造业与生俱来的特征。
工厂是一个模糊钢铁与血肉边界的地方，是一个把四肢变成机械的地方。工人整齐划一的完成系统规定的标准动作，似乎生命被定格在生产线的某一个环节，往后余生都是一天的反复回放。
为什么那么多人宁愿当个外卖骑手，天天风里来雨里去也不想去工厂拧螺丝？因为进厂和进看守所二选一，未必不会有人选后者。
社会财富创造和购买力的提高固然依赖高价值的商品，但方式不是在市场竞争中挨了打选择告家长，而是在原材料与生产加工之外，创造新的附加值。
英伟达和AMD都能用台积电的晶圆厂生产芯片，但两者的芯片对应着截然不同的利润；同样材质和工艺的背包印上Prada或Puma，有着天差地别的价格。
米老鼠的衍生品在2024年创造了516亿美元零售额，如果有其他玩具生产商认为其附加值来自原材料与生产，迪士尼法务部会第一时间纠正他的看法。
生产Labubu的橡胶和毛绒没有任何稀缺性，玩具的生产也绝不是什么高科技，但泡泡玛特并没有陷入“低价内卷”，因为Labubu的附加值来自审美、设计和那些无法被复制的创意。
英伟达的芯片、Prada的背包、泡泡玛特的玩偶和迪士尼的电影，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在原材料与生产之外，用新的附加值改变了商品的属性并被市场接受，这些附加值有一个共同的来源：人。
决定芯片价值的不是晶圆厂的生产线，而是芯片工程师设计的电路；成为迪士尼影迷的原因是电影里的角色与故事，而非拍摄电影的摄影机；为橡胶和毛绒赋予生命力的不是代工厂，而是泡泡玛特的设计师。
Prada和Gucci的消费者可能跳进了消费主义的陷阱，但这也是人而非机器挖出来的陷阱。当你批判它的时候，还有很多人争先恐后往里面跳呢。
生产制造的附加值永远可以被规模摊薄，但人的知识与技能却可以随规模无限延展。
一颗生产千万次的芯片只需要被设计一次，几乎所有美国高科技公司，都会默契的把附加值最高的研发环节握在自己手里，把生产制造环节交给勤劳勇敢的东亚人民。
生产制造附加值的源头在哪里？答案是提供生产设备的公司和创造它们的人。美国的制造业也许在衰落，但离开了应用材料、泛林和科磊的设备，没有任何一家晶圆厂能生产3nm工艺的芯片。
美的在2021年收购了工业机器人公司库卡，因为那是一台空调的附加值被创造的地方。丁世忠说“商品可以被迅速制造出来，但品牌不行”，因为安踏真的当过别人的代工厂。
几乎所有高价值的商品，都无一例外压缩了原料与生产的附加值占比，用人的知识和技能取而代之。它可以是芯片的设计、设备的研发和技术的突破，也可以是IP的创造、产品的审美与品牌的营销。
奔驰A180L和宝马125i车主可能是花钱买标的大冤种，但为一个商标注入市场所认可和接受的附加值，并不比EUV光刻机的研发简单。
重新理解劳动
逃离内卷的方式不是消灭低价的商品，而是提高低下的劳动生产率。
福特T型车的成功不是因为亨利·福特给工人涨工资，而是电力与流水线的引入，将汽车工业拉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时代，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。
当时，手工生产装配一辆汽车需要700小时，但T型车只需要12.5小时。与之对应，1908年到1929年，美国汽车售价从4500美元下滑到200美元。其他汽车制造商的反应是迅速跟进，而不是把福特比作某家房地产公司。
福特是美国制造业黄金年代的符号和图腾，每一个经历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经济体，都曾对巍峨的工厂和轰鸣的机器有种别样的迷恋，在战争阴霾中重建国家的东亚人民更是如此。
当黄仁勋告诉母亲自己的公司在开发玩游戏用的芯片时，收获的鼓励是：为什么不找个班上？
工业化的建设期往往与基础消费品的普及期相吻合，走进千家万户的冰箱、空调和洗衣机会塑造一代人的消费观念，最鲜明的特征是以实用性衡量商品价值：
衣服的价值在于舒适，所以纯棉材质应该比化纤贵；牛排的价值在于牛肉，因此一斤牛排不能比一斤牛肉贵太多；你换的这个零件淘宝上卖200，为什么收我300块维修费？
这种衡量标尺有一个隐含的假设：服装设计师的审美、厨师的烹饪技法、维修工人的专业技能不值得被定价。
依托标准化生产的基础消费品，其实质是基于实用性的人口基数生意，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抵消生产制造附加值的压缩。因此，这类公司的共性是对渠道的掌控力而非技术能力。
但树长不到天上去，一旦市场规模触顶，锚定价格的“消耗战”就会成为必然。
中国消费市场过去几年最大的特征，是基于实用属性的人口基数的生意相继触顶，象征非实用属性的细分市场需求在快速增长。其核心在于，让人创造的价值能够超越原料和机器。
乐高的附加值不在标准化生产的积木，反而是印着拼装说明的那几页不起眼的纸。泡泡玛特绝大部分争议的来源，是超脱生产制造与实用性的定价框架，挑战了工业化时代的价值观。每一家潮玩门店的门口，都至少留下过一句“不就是破塑料吗”。
然而，社会财富的增长会让优秀的设计可以被欣赏、专业的技能可以被认同。社会进步的表征在于一个人的智慧与才能，可以获得比原材料和生产制造更高的定价。
一位顶尖厨师通过探店视频收获了百万粉丝，在流量变现的过程中，其核心附加值显然来自自己对烹饪的理解与感知，而非MCN机构的剪辑和包装。
一个人刷短视频刷到半夜两点顺便打赏了主播，一觉醒来批评年轻人只想搞直播当网红。那么他就在晚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，在白天阻挡了历史的行程。
2012年，谷歌在全球科技公司的眼皮子底下，花了4400万美元买下了一家名叫DNNresearch的公司，这家公司成立不到一个月，没有产品、没有收入，只有三个员工和几篇论文。
因为谷歌比谁都清楚，DNNresearch的老板，即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Geoffrey Hinton关于人工智能的毕生所学，比那些造价不菲的机器值钱得多。
杰克·韦尔奇是标准化生产时代的管理学大师，超级工程在流水线上被拆解为整齐划一的枯燥劳动，用清晰的考评和赏罚加以衡量。但当《奈飞文化手册》成为新的圣经，“天道酬勤”的牌匾难免不合时宜。
为商品注入人的附加值，恰恰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、最深奥的学问。因为技术与创新，不是给冰箱加块屏幕这么简单；设计和审美，不是把空调做成玫瑰那么玩笑。
社会进步的意义，是让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实现不必寄托于土地的肥力、机器的轰鸣和复杂的裙带，而是用自身的智慧与才能争取一个合理的市场定价。
所以总设计师在1978年视察鞍钢时会说[4]：生产越发展，直接从事生产的人越少，从事服务业的人越多。
摆脱低价内卷的方法是提高人的价值。即便每个人的价值提升速度并不平均，但也胜过用道貌岸然的口号和对苦难神圣化的歌颂，去捍卫机器可笑的尊严。
尾声：让人成为人
《读者》和《知音》风靡的年代，曾有一碗流传甚广的心灵鸡汤：
福特从一家“小公司”请来了工程师施泰因门茨（Karl Steinmetz），解决生产线的电机问题。施泰因门茨计算了两天，用粉笔在电机上画了一条线并开出报价单：画一条线1美元，知道在哪儿画线9999美元。
当然，故事中亨利·福特希望将施泰因门茨纳入麾下，后者出于对“小公司”老板的感激婉拒邀请的后续，就属于进口鸡汤在中国的本地化调味了。
真实的历史中，施泰因门茨的确供职于一家名为Eickemeyer的小型电气公司，只不过老板爽快的把公司卖给了通用电气，“报价单”的轶事大概率发生在施泰因门茨任职通用电气期间[6]。
中间是施泰因门茨，这张照片里还有爱因斯坦和特斯拉
更真实的商业世界，这份报价单有更复杂的运转逻辑：美国公司负责电气设备的研发设计，日本公司提供核心零部件，在中国完成生产制造，美国工程师会用东南亚生产的粉笔，指挥本地的团队完成运维。
先发国家的优势地位常被简单粗暴的归结为“殖民掠夺”，这种观点可能唬得住英国和法国，但唬不住瑞典和挪威，还会激怒韩国、爱尔兰和新加坡。
一个经济体的繁荣在于高附加值产业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社会财富，同时完善的制度可以限制财富的过度集中，即最大限度发挥人的才能和智慧，并给这些智慧与才能公允的回报。
如果一个企业家觉得自己陷入了“低价内卷”，他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摘下办公室里“比待遇越比心胸越窄，讲奉献越讲境界越高”的标语，换成普罗泰戈拉的那句箴言：
人是万物的尺度。
海量资讯、精准解读，尽在新浪财经APP
责任编辑：何俊熹 专业配资门户网
广升网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相关文章
沪深京指数
热点资讯
推荐资讯